蚂蚁扳大象：状告500强的法学生

　　本报见习记者 刘雪妍

　　被告席上坐着业内资深律师，西装笔挺，诉讼文件精致，原告席上的学生们穿着T恤，背着双肩书包，第一次踏进法院，还新奇地自拍合影。

　　调解结束，上海迪士尼补偿了50元纸币，表示不用找零，杨峥她们坚持用手机转给对方3.7元，和这个案子本身一样较真。

　　46.3元的索赔，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价值，迪士尼同意自带食品入园的结果，才是杨峥等4位华东政法大学的法学生们一直在争取的。

　　“胜利”来之不易。从带食品入园被拒，且被工作人员翻包检查，到起诉、立案和调解，“华政学生诉迪士尼”一案历经近一年才尘埃落定。

　　案子沸沸扬扬，而诉讼的起点，是“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以上海为主场，面向全国司法专业学生，由业内律师指导进行公益诉讼。

　　这是学生们从身边容易被忽视的不平等小事开始，捍卫自己和公众权利的尝试。

　　立案庭的法官问：“标的24元，够你们来回松江吗？”被告律师拍着桌子对学生们说：“你们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取证时有的被告极度不配合，甚至打电话威胁撤诉。

　　他们依然说：“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

　　立案这件“小”事

　　杨峥四人的队伍名为“诉的就是你鸭”，指的是迪士尼经典形象唐老鸭。其他各队队名也都天马行空：“獬豸队”“江湾草原孤狼队”“花儿与少年队”……涵盖了法律的象征物、学校的位置、诉讼的案由等。

　　起诉谁？向哪儿递诉状？案由又是什么？决定以迪士尼为被告后，问题扑面而来。作为队长，杨峥虽然有过参赛经验，依然觉得棘手。

　　2018年6月，苏州律师王军召曾因同样的缘由，以侵犯隐私权状告迪士尼，索赔损失1元钱，先后诉至浦东法院和上海一中院，均未被受理。

　　而杨峥她们先在网上立案平台提交材料，不被受理，从学校所在的松江区赶到浦东法院的立案大厅窗口，呈上纸质材料，依然不被受理。

　　“小城杯”走过七年，学生们有因为团购券无法正常使用，起诉百度公司的；有因为外出就餐时被收取餐具使用费，将饭店告上法庭的；也有因为至少要充值50元，才能下载一篇7元的文献，起诉了知网的；还有在火车站窗口取票因为被收“异地取票费”，起诉了上海铁路局的。

　　夸大产品效果的保健品，发放色情卡片的连锁酒店，默认搭售保险的手机软件，通话时间月底清零的中国移动，会员不能跳过广告的爱奇艺……几年间，这些未出茅庐的学生把知名企业、公立机构甚至世界500强公司都告上了法庭，索赔的金额，从1元到百元不等。

　　这些案子有未立案的，有因压力太大而撤诉的，也有不得不接受调解的。

　　令杨峥她们意外的是，当天庭长和几人交流了一个多小时，帮忙分析诉状，她们的案由写了两个，既有侵权范畴，又有服务合同范畴，只能选择一个。

　　她们商量后认为翻包检查严格，与禁止游客携带食物入园这一条款直接相关，在法理上面更加充分，就以服务合同案由写了诉状，诉讼请求为确认该格式条款无效。法院接收了材料，她们当庭补充了赔偿损失46.3元的诉请。

　　有些队伍的立案之路更加坎坷。“原地爆炸”队跑了3个法院，6次立案，仍被以不是适格的原告为由拒绝了。

　　指导律师杨梦嫣安慰这些大学生：这很正常，别说公益诉讼，民商事案子也有立案不成功的。她认为法院的做法无可厚非，这恰恰反映了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现状，只有相关的组织和部门才有权针对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提起公益诉讼。

　　几年来，上海各区的法院几乎被学生们跑遍了，他们甚至私下为各区法院的立案难易排过序。也曾有过一审法院不受理，学生们上诉到中院，中院指定一审法院要受理的案子。

　　因为主办方之一的华东政法大学位于松江区，每年到了比赛的时候，松江法院就会成为立案的“重灾区”，法官们一眼就能分辨出这些公益案件。

　　可第一次接触此类案件的法院，会觉得学生是闹着玩的，来搞事情的，有防备的法官还会说要联系学生的家长和学校。杨梦嫣说“法院应该是希望能不接就不接，毕竟法官一旦审理，加上舆论造势，肯定会引起一些轰动。”

　　用个案去挑战一种既成的模式，力量对比悬殊，这是客观状况。因其社会关注度大，不仅原告压力比较大，法院压力也不小。

　　立案难一直也是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基层法官的考核和结案率挂钩，期限内不结案就会影响考核，所以小案子尽量不接。

　　直到2015年，法院案件受理制度改革，“立案审查制”改成“立案登记制”后，这种情况才有了些改变。

　　聚光灯下的庭审

　　发生在2015年的“上海国拍行拍牌手续费案”被反复提及，影响甚广。

　　那时，律师杨梦嫣还是华政国际法学院大二的学生，从自习室地上捡起第二届“小城杯”的宣传页时，就想到要打一场拍牌手续费官司。

　　诉讼始于“一声叹息”。家人每个月都坐在电脑前如临大敌地拍牌，没拍到后只能感叹“100块又打了水漂”。

　　当时上海月均参与拍牌的人数超过了20万，按4.6%的中标率计算，每位拍牌者平均拍20次以上才能拍中。

　　拍牌需向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简称“国拍行”）缴纳押金2000元，每拍一次，无论中标与否，都会被扣掉100元，手续费加上押金的利息收益，国拍行一年拍牌收入接近3亿元。

　　福州路的国拍行总是人头攒动，只有在流拍时，竞拍者才会骂骂咧咧抱怨几句，但少有人去关心这“学费”为何要交。

　　杨梦嫣举例，就像去商场买衣服，虽然售货员提供对商品的展示、解说、试穿等服务，但顾客最终没买到合适的商品时，商场和售货员都没有权利收费，顾客也没有义务支付费用。所以这100元手续费的收取显失公平，公告中的格式条款理应无效。

　　道理虽然好懂，可诉诸公堂需要更多材料支持。为了获得收取100元手续费的相关法律依据、其定价依据及资金使用去向，她们向上海市交通委、上海市财政局申请公开委托拍卖车牌的文件、手续费定价依据以及收支情况等信息。

　　延迟多日得到的回复始终是不属于公开范围，立案时久久没有回音，开庭前法官再三建议调解，她们觉得这些都显示出大家对麻烦避之不及。她说：“我们不是复仇者，没有超能力，只能脚踏实地地做出努力，一步步用法律手段维权。”

　　同学肖宁卉作为原告出席，坐着发言时手还一直在抖，烂熟于心的内容也是照着稿子一字字念的，面对法官的质疑，她甚至为自己的执业生涯感到担忧。

　　但问题却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