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地行走时投注的深情

似乎很少有哪个省像安徽这样南北泾渭分明，皖北平原舒朗平阔，皖中一带山环水绕，皖南山区婉转清幽。身为皖北人，因为长期生活在为皖之中的合肥，就便常去黄山，故而对皖南由新奇而情有独钟，甚至能对徽州的风物、人情、典故、地理说出那么一点道道，也斗胆写过几篇与徽州有关的文字。

直到有一天，读到一篇《安茶续香记》，才知道皖南祁门县有一种销声匿迹数十年后浴火重生并带动当地百姓致富的安茶，于是深为自己的孤陋寡闻冷汗涔涔。

偏偏此文的作者斯雄先生生在湖北，单位在北京，五年前才来安徽工作。一个外省人能对安徽的掌故了如指掌，自己生长于斯却一无所知，如果不是自己的学识浅陋，那一定是斯雄先生目光如炬了。

这个答案在斯雄先生《江淮八记》自序中可以找到。“身在安徽，因为美好，因为缘分，确实常有一种愿荐枕席的冲动和感动。”这似乎就不是用眼界来观照安徽了，更多的，应该是情怀。

如果说《江淮八记》是斯雄先生自愿荐给安徽大地的“席”，那么，他两年前出版的《徽州八记》就该是柔情万种的“枕”了。

在《徽州八记》中，斯雄先生先后写了琅琊山、凌家滩、石牌镇、大通镇、小岗村、花戏楼、科学岛和淠史杭。从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到黄梅戏的源头，再到农村改革的发轫、科技创新的基地，每一个地方，都是安徽文化的地标，合起来就是一部安徽文化和科技发展简史。

这很难。

我一直认为，长期浸淫在记者这个行当，记录和求证的职业习惯会消磨人的艺术感触，贴着地面飞行固然是一种姿态，但却受限于飞行的空间，长此以往，重实录而轻虚构，长于写而讷于说，无论如何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

但在斯雄先生的《徽州八记》和《江淮八记》中，一方面能够看到作者对事与史追索的严谨，比如《中都城记》中，作者对凤阳明中都的规制和设计、朱元璋在家乡建都又废都的原因，都进行了旁征博引，层层剥笋但又不轻下结论，却让读者跟着他的思路会心一笑。这就是记者职业素养在文字上的纯熟和机智。而另一方面，诚如祝华新先生所言，“通篇都是白描式的优美文字，很难想象是出自写惯了体制内文案的党报笔杆子之手”。在《宣纸记》中，宣纸艺人告诉他，手工宣纸至今仍不能为机制纸所替代，对此，作者说，“这些总让我想起小时候吃香瓜。老人们说，香瓜用刀切出来，不好吃；得直接用拳头砸开，口感才好——是耶非耶？有科学道理吗？实在说不清。”

我坚信，斯雄写到这里的时候，应该是在晚上，嘴角向上一扬。因为，我们在阅读这样的文字时，也能清晰感受到文字的灵动和思维的跳动。即如现实中，一向少言寡语的斯雄，偶尔迸一句活泼泼的话后，他会突然流露出少年人才有的无遮无挡的笑容。

严格意义上说，《徽州八记》和《江淮八记》都属于非虚构写作。这类书写最难的是如何在“戴着镣铐”的情况下跳出非同寻常的舞姿来。比如安徽的桃花潭、杏花村、明中都，其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风雅早被无数文人雅士一遍遍踏勘过，因此，跳出窠臼另辟蹊径就成为“刀口舔血”般的危险和不得不直面的挑战。好在，作者秉承了记者本色，一路书写下来如同造像，不虚美，不夸张，不故作高深，更不炫技抖机灵，更多的时候，作者像一个虔诚地行走于江淮大地的学者，用脚量，用眼观，用笔记、用脑辨，总之，用求证的态度对待眼中的风物。“宣纸本身是纸”，《宣纸记》中作者先简要回顾了纸的出现与演变，然后才把读者带到位于泾县小岭的安徽曹氏宣纸有限公司，一探宣纸制作技艺。这一路行来，文字才青翠婉转，笔底才风起云涌。让你面对一池桃花潭水，油然而生“虽谪仙往矣，然流水依然，袅娜风姿仍旖旎”的感慨。

在《杏花村记》里，作者开宗明义，对池州人言之凿凿“杏花村在池州市贵池区城西秀山门外”的说法“将信将疑”。这是记者的职业素养，也是学者该有的态度。在对史料梳理之后，作者说，“考察史料得知，天下杏花村未必只有一家”。从实地考察，到史料耙梳，再到理性思考，作者最后的结论是：“对杏花村而言，其商标一分为二。‘酒’在山西，‘玩’在安徽，算是各得其所了。”这样的理性文字，已经超越游记类文的浮光掠影，也跳脱了新闻记者实录的桎梏，又不拘泥于学究穷经的迂腐。文化散文，就该有这样的底蕴和范式。

2019年，安徽大学对海外流回来的一批战国竹简发布了研究成果。这是一次具有颠覆意义的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诗经》中经典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竹简上却写作“要翟淑女，君子好逑”。消息一出，学界大哗。笔者也在第一时间对这一研究成果进行了报道。但令人更担心的是，斯雄先生在报道之外，还衍生了一篇《“安大简”记》。和其后的一篇《量子纠缠记》一样，这简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文化散文，如何能与严谨甚至枯燥的科研共生？

更意外的是，这两篇看题目就知道不容易读懂的文章，在作者笔下竟然“化”成了娓娓道来的家常话。从作者小时候喜欢吹的笛子，到作者家乡出土的“曾乙侯编钟”，再到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无需转身，就过渡到对“安大简”的阐述，笔力所至，楚风皖韵翩翩而至，义理考据辞章夹杂而行，当作者说“文物是无声的，但历史的碎片似乎总在给予一些暗示”时，你会恍然拍案：作者家乡的公安文学和作者如今工作地的桐城文学，竟然如此曼妙地融合一体。如此文章，还算不得大文化散文吗？

作者说，“从《徽州八记》到《江淮八记》，表达的都是我对生活和工作4年有加的江淮大地的一篇深情。”

此话，我信。

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出生地，就是贾平凹称之为“血地”的地方，那是无论你行走多远，都永远深藏血液的种子。另一个，不妨叫做“情地”，就是驻足时间最长、投注感情最深的地方。在异乡久了，异乡就成了血地之外的故乡。斯雄的《徽州八记》、《江淮八记》，还有即将出版的《皖韵八记》，都是在安徽这块“情地”上行走时流露的深情。

如果没有行走，就没有一记一记的发现和呈现；如果没有深情的行走和关注，何来这对原本陌生土地和土地上深厚文化的动情解读。

（作者：常河，系光明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