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病理人结束隔离休养返回医院 参与完成了目前已知全球数量最多的新冠肺炎尸检病理工作

吴海波和李恒结束隔离休养返回医院

吴海波在进行病理分析

李恒穿着防护服在工作

4月23日上午，由中国红十字会委派的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病理诊断中心副主任医师吴海波和主管技师李恒结束在巢湖半汤14天的隔离休整返回医院。在武汉的42天里，吴海波和李恒与多家医院的同行专家一起奋战在武汉火神山医院临时组建的病理科“红区”以及中部战区总医院，参与完成了目前已知的全球数量最多的新冠肺炎尸检病理工作，为总结新冠肺炎病理特征和诊断共识做出了积极贡献。两人的归队，也标志着中国科大附一院驰援湖北抗疫工作任务圆满结束，派出的4批162名队员“零感染”，全部平安返回。

首度出现安徽病理人身影投身武汉“战疫”

2月27日下午，中国科大附一院接中国红十字会通知，需派出两名病理专业骨干赴武汉参与卞修武院士组建的新冠肺炎遗体解剖病理学研究团队。医院迅速选派病理诊断中心副主任医师吴海波和主管技师李恒驰援武汉。2月28日午间，两人抵达武汉，安徽病理人的身影首次出现在武汉“战疫”中。吴海波擅长病理诊断和科学研究，2019年被中国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评为“杰出青年病理医师”。李恒病理技术娴熟，曾担任医院南区病理科免疫组化室组长，每年完成免疫组化切片4万余张。

病理被称为“临床诊断的金标准”，病理医生也被认为是“医生的医生”。新冠病毒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新发病毒，目前对新冠病毒感染致病、致死的病理学机制还不十分明确，临床诊断也缺乏形态学依据，这些都需要通过解剖和尸检病理才能一一知晓。吴海波说，尸体解剖是疑难和新发疾病诊断与研究的最基本、最重要方法，也是“最后诊断”方法，“能到战疫最前线去工作，为早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是病理人的职责所在”。

从无到有完成火神山医院病理科筹建

2月28日抵达武汉当天，两人放下行李就直奔中部战区总医院，学习国家对于烈性传染病遗体解剖的相关政策、规范要求，了解尸检工作进展并迅速熟悉工作流程。2月29日，两人与陆军军医大学团队5名病理专家一同抵达火神山医院。

此时的火神山医院病理科只是一个临时搭建的工棚，没有任何仪器设备，在卞修武院士带领下，由多家医院病理人临时组成的团队携手合作，迅速在“红区”筹建病理科。

由于病理科就设在隔离病房旁，属于污染区，所有的仪器设备厂家都无法提供搬运和安装服务，只能靠队员自己干。“我们既是医生、技术人员，又是勤杂工、保洁员。”李恒说，仪器设备很重，大家都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搬运和安装难度很大，“大家集思广益，决定先把仪器各主要部件拆卸下来运到科室，再组装调试。”就这样，团队克服种种困难，夜以继日，团结协作，经过一天半的整理、搬运、测试、打扫，终于按照国家规定完成火神山医院病理科的筹建，建立在“红区”的病理科顺利投入使用。

为开展后续实验需要，器官组织在用福尔马林固定后，会运到中部战区总医院病理科进行脱水、包埋、切片等病理处理流程。制成的切片会进行HE染色和免疫组化染色观察，包埋在蜡块内的组织可以提取RNA做PCR检测病毒核酸，“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弄清新冠患者肺部及其它脏器的病理改变，研究其发病机制，为临床下一步治疗提供重要参考。”吴海波介绍。

战斗在“红区”和衣而睡，和打仗没两样

传染病遗体解剖工作具有“脏、累、险、严、慎、隐”等特点。根据安排，吴海波主要负责新冠肺炎去世患者遗体的搬运、病理取材、病理诊断和相关数据分析，李恒负责新冠肺炎去世患者的病理取材、标本的前处理以及各种病理技术工作。42天里，两人辗转工作在火神山医院、中部战区总医院以及武汉的各大医院。特别是在火神山医院，穿上多层防护装备，每天工作4-6小时，难度也是两人之前难以想象的。

“闷热，没有空调，汗水会浸湿衣服，然后全部粘在身上”“憋得慌，呼吸不畅，头晕，不敢喝水，怕上厕所”……和隔离病房救治新冠患者的医护人员一样，吴海波和李恒也需要面对穿脱防护服、适应防护服的种种生理挑战。

“护目镜会经常有雾气，看不清东西，取材要用刀切组织。”李恒说，会担心切到手，发生感染病毒，只好等雾气散掉一点，或者凑近了再取材，“主要靠平时的手感，其实这样也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任务就在那里，必须完成。多年工作积累的过硬扎实的病理专业基础和严谨规范的工作作风，为两人安全顺利地完成任务提供了重要保障。

由于遗体捐献的特殊性，队员们经常凌晨两三点接到通知去各定点医院接收捐献的患者遗体。患者夜里去世，就需要夜间及时去搬运。“医院的地形不熟悉，第一次去摸索好久才找到地方。”吴海波说，由于人手少，任务重，时间紧迫，团队成员基本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

除了尸检工作，病理诊断和分析、科研工作都要同步开展，吴海波说，工作强度大、压力大，有时虽然很累，但却难以入睡。“我和李恒常常是和衣而睡，和打仗没两样。”由于标本量大、仪器设备少，技术人员只有人等机器，李恒说，“夜间加班处理标本是常态。”经他手处理的标本相当于一家县级三甲医院一年4-5个人的工作量。42天里，两人共参与完成万余份病理切片和相关病理分析工作。

终身难忘珍爱生命，病理人依然在前行

进入ICU隔离病房搬运患者遗体，39岁的吴海波说他经历了人生中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撼，“虽然气氛凝重，心情也很沉重，但更多的是被捐献者和家属的大爱深深感动，也真切感受到隔离病房前线医务人员的不容易。”吴海波说，搬运遗体前，病理科医生都会和管床医护人员一起向患者遗体鞠躬默哀，“生命太珍贵了，这是终身难忘的生命教育。”

在武汉期间，卞修武院士带领团队共完成系统尸检27例、微创尸检（穿刺）13例，完成了全球数量最多的新冠肺炎尸检病理工作，建立起了目前已知全球病理数据最齐全的新冠肺炎病理样本库。通过总结前期尸检结果，卞修武院士牵头开展的新冠肺炎病理改变相关研究内容被纳入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为新冠肺炎临床救治和防控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虽然不直接面对并救治患者，虽然没有患者出院时的那种成就感，但吴海波和李恒都觉得，能作为尸检病理团队成员，战斗在抗疫的最前线，就是在为救治患者、为抗疫贡献力量，“再辛苦也是值得的。因为，不同的战场，一样的目标”。同时，有机会与卞修武院士这样的顶尖病理专家共事，两人都被卞院士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忘我投入的工作态度深深感染，深受触动，“今后不但要提高自身临床病理诊断水平，更要努力在包括传染病在内的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机制研究方面下功夫。”

从武汉回来已经14天了，这期间两人并没有太多时间休整，而是继续忙碌地整理尸检病理相关数据，继续参与团队的相关研究。在武汉期间，吴海波和李恒不仅参与临床病理尸检相关工作，还参与了新冠肺炎病理学研究工作和火神山医院的病理讨论会，与临床专家共同探讨新冠肺炎的发病机制和防治。吴海波申请了1项新冠相关课题，开展了2项新冠肺炎相关病理实验。隔离期间，他也在紧张地撰写和修改3篇SCI论文，“尸检任务初步告一段落，但相关资料的整理分析、相关的科学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还需要不断深入，病理人还不能懈怠。”

记者 唐萌 通讯员 方萍 黄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