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州到阜阳高铁票阜阳籍名人名单安徽阜阳大周村命案

　　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

　　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中国吏治之腐朽不是某一朝某一时的孤立现象，中国吏治之腐朽是中国传统的不治之症。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与相循环的历史。

　　《后汉书》记载，武王问太公“治乱之要”，太公曰：“其本在吏。”武王曰：“吏者治也，所以为治，其乱者何？”太公曰：“故吏重罪有十。”武王又问：“吏之重罪者何。”太公曰：“……夫吏者有三罪，则国乱而民愁；尽有之，流之而君失其国。”

　　在所有的中，吏治是最大的，最烈的，是一切的源头, 是官场中的最大的，是一切乱象的根源，严重损毁执政党执政之基础，也是中国当今等级最高、危害最甚的。而买官卖官则是最大的吏治，所谓的“三年知清府，十万雪花银”，在当代社会中决不是个例。吏治是其他形式的催化剂、加速剂、润滑剂，是社会生活中的这颗“毒瘤”，自古至今，“”、“买官卖官”、“卖官鬻爵”由此而造成的人亡政息、改朝换代，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吏治清廉则天下太平，吏治则天下无宁日。在整个执政党的反斗争中，吏治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反斗争中的重中之重，成为当今反斗争的重点，成为人民群众的众矢之的，执政党正在加大力度来解决危害最烈、群众反映最大的问题。。

　　对此，中央从战略的高度强势推进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如中央总主持召开中央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文件。这五个文件于4月密集出台，并与此前由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并称为“5＋1”文件。它们和后来出台的《中国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党纪律处分条例》文件等所涵盖的内容，涉及到社会广泛关注的干部能上能下、监督管理、奖惩激励和下海经商、在企业兼职等诸多方面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可见吏治问题的严重性。

　　那么，为什么说吏治是一种破坏性大、危害面广的呢？，而其中的用人危害更甚呢？以下是一位从事研究的先生对此问题研究的四点总结，很值得人们思索。

　　首先，吏治是许多的基础，是的发源地。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 的条件，外因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而呢？则是指执掌一定权力的人利用手中之权为自己、为家族、为自己小集团违法乱纪、谋取 非正当利益的行为，所以是人的，如果人用准了，即使近墨也未必黑，有权也不会谋私，即所谓“出污泥而不染”，“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反之，用了德行不好的人，不管把他放到哪个岗位，也照样搞，放到哪就会“腐”到哪儿。而归根到底吏治是选人用人上的了，没有标准阜阳籍名人名单，只要给钱，什么样的人都敢选，都敢用，后果是恶性循环，并导致的形形色色的。

　　其次，吏治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大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在生产力诸要素中 ，人是起主导作用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经济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领导者、掌权者。用了好人、能人，他们心系群众，心想发展，用手中的权为民谋利 ，经济建设往往突飞猛进；用了之人，他们满脑子考虑的是如何坑害国家、坑害集体、坑害人民来中饱私囊，经济建设不仅不能大发展，反而会遭受大破坏、大停滞、大。

　　第三，吏治是挫伤人心的“涣散剂”。是凭政绩用人还是凭个人好恶、个人利益得失用人，不仅是用人者本身的道德价值观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人生价值取向。如果用人者以德能勤绩论英雄，群众的精力就会被引导到多干事、干实事、干好事上来，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争先创优的竞争氛围，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如果用人 之风猖獗，就无形之中把人们的精力引导到投机钻营、行贿索贿的轨道上来，使溜须拍马、者越跑越有劲，使苦干者越干越伤心。吏治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众矢之的。

　　第四，吏治是破坏党群关系的“离间药”。中央总同志在会议上明确指出：“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而动摇”。如果一些群众深恶痛绝的、坏官， 非但未受到应有的惩处，反而加官进爵、飞黄腾达，群众就会心不平、气不顺，对党离心离 德，对政府大失所望。可见，吏治，轻则损害党的形象，降低党的威信，重则影响党群关系，破坏社会稳定，危害国家政权。

　　2003年的中国社会的反的特点之一，是惩治了一批位高权重的省部级干部，因违纪违法而受查处的省部级干部竟达到了21名。其中，王怀忠是中国党执政以来，第三个被判处死刑的省部级，前两个是冮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他在担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助理、副省长期间，先后90次收受、索取江西奥特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总裁周雪华、江西金阳光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卫东等18人及江西省商业储运公司的钱物，折合人民币共计544万余元。胡长清还利用职务之便，多次为有关行贿人谋取利益，造成国家巨额财产损失。胡长清为自己职务提升及工作调动拉关系，从1997年初至1999年6月，先后5次向他人行贿共计人民币8万元。此外，胡长清还对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的价值人民币161万余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另一个就是原全国会副委员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成克杰。成克杰与李平为各自离婚后结婚，商议趁成克杰在位，利用其职权，为婚后生活共同准备钱财，两人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聚敛钱财，通过疯狂的“二人转”方式，成克杰大肆批项目、要、提职级等多种方式，伙同李平或单独非法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余元。

　　王怀忠，1946年8月1日生于安徽省亳州市；1993年3月，任阜阳地委、阜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1995年10月，任阜阳地委；1996年2月，任阜阳市委；1999年10月，任安徽省副省长，安徽省九届代表。

　　2003年12月29日上午，王怀忠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在济南一审宣判。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王怀忠在1994年9月至2001年3月，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贿赂折合人民币517.1万元，另有480.58万元个人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在王怀忠受贿517.1万元，其中有275万元是索贿。王怀忠受贿既是数额特别巨大，又兼有索贿情节，而且索贿数额也达到了特别巨大。同时，王怀忠还具有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即王怀忠在其经济犯罪问题暴露后，还3次索贿共计270万元，企图用索取的贿赂贿买有关国家工作人员以达到阻止有关部门对其查处的目的，想当然地认为办案人员“也是人”，甚至想“摆平”。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价值人民币４８０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判处有期徒刑4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所以，对其判处死刑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王怀忠表白：他是“三无人员”，没有贪污受贿、没有买官卖官和没有堕落的生活问题。他还口口声声说自己这一个案子是“历史将证明我这是最大的冤案。”

　　但是，王怀忠的罪行绝非是用几个经济数字能表示得了的。阜阳市干部对办案人员说的一句话：“王怀忠的问题不仅是他本人经济犯罪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他给阜阳带来的灾难是全方位的。在王怀忠主持工作的几年中，阜阳错失了多年以来少有的发展良机，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是造福一方的“一把手”，而是造孽一方的“一霸手”。

　　王怀忠，严重败坏党风、涣散民心。王怀忠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家伙，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什么样的手段都会用，买官卖官成风，想用谁就用谁阜阳籍名人名单，是涉及市县“一把手”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的“阜阳群案”的代表人物。在他带领下，在阜阳有一个众人皆知的行情：买个乡长、镇长要10万，买个局长要花50万，买个副县长就要更多的钱了安徽阜阳大周村命案。在阜阳某个县里，春节、端午、中秋三个节日是必须到相关部门“走动走动”的，为此，上门的人须做好“孝敬”的准备。这也是有行情的：一般来说，给县局级的正职要“孝敬”l万元；副职则是5000元。在阜阳地区的一种怪现状：一些领导干部积累了一套经验——无病住院。下级干部轮流到医院看望，一次住院的“纯收入”，少则5万元，多则数十万元。王怀忠是一个流氓，很有一套手腕，经常玩弄“程序游戏”，因而“程序”是合法的，“意志”却是个人的。 群众意见的征求、组织部门的考察、领导班子的集体决定等，都成为了表面化的形式、手续和程序。王怀忠案件查处期间，安徽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查案件９４件，涉及４７人，涉案近亿元，其中厅局级干部１１人，处级干部１２人。在王审查期间被王“咬”出来的官员已多达160多名。用阜阳人民的语言来说：“带坏了一批人”、“害了一代人”。

　　在阜阳，买官卖官王怀忠有个外号叫“王三吹”，违背经济规律，虚报浮夸，以捞取资本。王怀忠经常说：“数字报大点，没关系，又不交税。” 早在他担任亳县县委之时，为了让上级领导看到他的政绩，有一年亳县乡镇企业产值只有几千万，但善于“变魔术”的王怀忠大笔一挥亳州到阜阳高铁票，上报材料上产值就变成了几个亿。这个“政绩”很快就成了安徽省的典型。搞虚经济在其亲自主持下，制定了“九五”期间阜阳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2％的计划，而阜阳市政府2001年的报告显示：实际情况仅为年均增长4％左右。王怀忠有句名言：“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曽被王怀忠夸口能达60％上座率的、如今成了笑谈的耗资3．2亿元的飞机场，如今是惨淡运营，财政一年最高时还要补贴几百万元。机场值班人员介绍，现在每周只有飞往合肥、上海的航班，到合肥的机票价仅100元；而在地处颍州路与临泉路交叉口的利源大厦，依然可见筹建时的气派与辉煌，眼下却成了阜阳最刺眼的“裸楼”；阜阳电厂曾是安徽省九五重点工程之一，曾准备利用亚行5亿美元，但后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先期的几亿资金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从东南亚回来后的王怀忠要建世界最大的动物园———“龙潭虎穴”除了留下笑谈外，还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王怀忠规模浩大的“政绩工程”给当地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据有关报道，王怀忠在阜阳当政几年，留下了20多个亿的“窟窿”。

　　王怀忠，扰乱正常的土地开发管理制度，出让土地随心所欲，在阜阳市，凡是黄金地段的土地的批租权、决定权是由王怀忠一个人说了算，违法批租土地就达近百宗，有人统计，仅1994--2000年阜阳市国有资产流失就多达10亿元，绝大部分都流入了王怀忠所倾心扶持的个体老板手中也养肥了一批老板富豪。这些人都成为拥戴他的“金刚”，成为他实施“金钱工程”的大股东。他们不但为王怀忠升官掌权铺路搭桥，而且为他消灾纾难，使其“怎么折腾也没有关系”，正是在利益集团的鼎力支持下，王怀忠才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仿佛真有“蛟龙”一样嚣张气焰。王怀忠与许多大款朋友关系密切，形成了官款合流的政商利益集团。阜阳的一些大款叫嚣，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保王过关，有的人更是一次拿出200万巨款欲为王“解套” ，“许多开发商申请使用土地不去找土地主管部门，而是直接找王怀忠”。

　　总之，在当今的污吏中，像王怀忠这样的恶迹累累的、不得民心的、但是却是位高权重的，真还有不少，。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王怀忠被“”的消息传出后，王怀忠在阜阳的所作所为，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民间有说法：“只要反腐不放松，定能抓住王怀忠”。于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像王怀忠这些分子是怎样一歩一歩爬向高位的？他们的“发迹”有什么“诀窍”？我们的人事工作中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呢？

　　从阜阳市的基层干部一路升到副省长，王怀忠平均每两年就加官晋级一次，王怀忠的罪行基本上是他在阜阳市担任主要领导时犯下的，尽管当时告状信已是满天飞，却依然“你们告一次，我就升一次”，结果也是这样，每查一次就反而升一级。对王怀忠的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群众早有反映。当地百姓都称他是“造假”，但为什么他造的假能顺利通过上级一系列的评估机制和监督制度，被认定为“突出政绩”？可以说，王怀忠是在群众的质疑声中一路高升的。王怀忠还在阜阳市地方任职时，有关他的负面评价就在省内一些地方流传阜阳籍名人名单。当地还有句民谣：“只要反腐不放松，迟早抓住王怀忠！”是草都有根，是话都有音。王怀忠的各种绰号以及相关民谣，是群众对他的抽象概括，一定程度上是民心的真实体现，他被“双轨”的信息一传出，阜阳市百姓自发上街，燃放鞭炮以求庆贺。

　　如此恶迹斑斑的人，为什么能以平均每两年就升一次官的频率？为什么能从市委一直升到副省长？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而且必须要认识到的是，像王怀忠这样的污吏并不仅仅是个例，很具有代表性、典型性。

　　为何？因为“包装”、“做秀”具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功能。譬如，“包装”、“做秀”可以提高人的知名度，一些不入流的演员经过“包装”、“做秀”，可以成为明星、艺术家；“包装”、“做秀”可以增加物的“含金量”，一些假冒伪劣产品经过包装、“做秀”，立即成为身价不菲的、驰名世界的名牌货；“包装”可以用来吓唬人，一些写了几篇狗屁不通文章的人经过“包装”、“做秀”，可以成为这个家那个家的；而且由于“包装”、“做秀”的最大功能是通过欺骗达到“立竿见影”，“见效快，效益高”， 因而当今的人们非常钟爱包装、“做秀”，这也就是当今“包装”、“做秀” 为什么发达的真实所在。

　　而如今的污吏呢？这些将“有本事”的能耐用到了自己的“红色包装”上，用到了“做秀”上。一个个对“包装”、“做秀”都有特殊的悟性，一个个都善于“包装”、“做秀”、精于“包装”、“做秀”，一个个都是天生的、无师自通的“包装大师”、“做秀大师，他们用“包装”、“做秀”增加自己头上的“红色光环”，用“包装”、“做秀”来增加自己的欺骗性，用“包装”、“做秀”来增加自己权力的分量，用“包装”、“做秀”来减少他人对自己的怀疑，用“包装”、“做秀”来增加自己的“安全系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污吏们的发迹史就是一部精巧的“红色包装”、“做秀”史，煞费苦心地玩弄一种常见的“官场秀”——“廉洁秀”， 既立“牌坊”又作“”，这也恰恰是官员能边边发迹的一个重要手段：将真实的赤裸裸的贪腐自我隐蔽起来。

　　污吏都是当今的语言大师，他们经常在各种场合下发表各种大言不惭的“激励人心”的讲话。越是贪婪之人，越会做秀，越是趟进混水的官儿，越会高唱“反腐倡廉”之歌!身居会副委员长之职的成克杰说：“想到广西还有1000万人还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觉也睡不好。”背后呢？伙同合贪4000万元。安徽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说：“反腐倡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任务，要坚决惩治现象，严厉查处贪污贿赂、弄权渎职、敲诈勒索、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然而在说这个话的当天晚上，他却“笑纳”了以荣升市长为由的“红包”100万余元。真是人前说人话，人后说鬼话。广东省委政法委原、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麦崇楷曾在大会小会上告诫自己的部属：“当事人送的钱是砒霜，吃了会死的。” 涉嫌受贿106万元。江苏省交通厅厅长章俊元，被有关部门“”。去年9月，在当地媒体刊登文章“深情说用权”。他说，“用好手中的权力切记“慎独”二字”。 “100（政绩—编者注）—1（—编者注）＝0（功劳—编者注），一个人干得再好，廉政出了问题，所有功劳都没有了”。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我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是运动，运动主要方式是打网球，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的160万人的贫困问题。我最容易动感情的是对我的下属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做法，说了不算，定了不干。” 马德说：“决不搞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 “带头保持清正廉洁”那些有利于个人功名而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影响干群关系的事，我们坚决不做。要形成一种敢于讲真话的良好风气，让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无法立足”，然就是他，成为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的首犯，牵涉原国土资源部部长、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和绥化市一大批官员/共有265名官员涉案，其中包括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一位老干部这样点评：“这就是台上是人，台下是鬼，当面清正廉洁，背后大搂特搂（东北话，意为敛财）””。“现在省里根据人民来信在调查揭发我经济问题，请大家放心，我是经得起调查的。我从来不收别人的钱，我已上交了9万多元。我想，他们最后一定会查出个廉洁奉公的干部来……”；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曾锦城曾以写血书的方法，表示“我以一个中国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事”，可一年后，他就成了受贿30多万元的罪犯；福建省上杭县原女副县长罗凤群的“表演”更绝：“我若贪污一分钱，就将我开除党籍；我若受贿一分钱，就将我枪毙。并可一直枪毙到我的孙子。”而事后查明，罗凤群共受贿人民币20.3万元。

　　这类极有心计，明明家里是贪污受贿几百万、几千万，然而在公开场合决不露富，衣着朴素，行装简单，一副没钱的样子。安徽阜阳市原市委、代市长、市长肖作新不仅长着一副白面书生的好模样，而且“口碑”极好，因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不玩女人，还是一个出名的“大孝子”。而背后呢？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伙同其老婆，在小小的1300多万人口的阜阳地区，三年时间内竟非法敛财2000多万。杜伟旗于２０００年３月从江西省弋阳县石油公司工会主席职位调任德兴市石油公司经理，在任一年零九个月期间受贿２１万元，平均每月受贿１万元，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亳州到阜阳高铁票。该案令不少吃一惊，在人们的印象中，杜平时为人和善，生活俭朴，家里简陋得不能再简陋。这样一个节俭出名的人，怎会是个？江苏盐城市会原主任祁崇岳，在10余年间先后贪污受贿200多起，非法所得达二三百万元，但他平时穿的是旧夹克，吃饭总是稀饭加馒头，亲戚看不过去，还总接济他。待到其戴上，“观众”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叫“作秀”。建国以来最大卖官案的主角马德，在任绥化市委期间，收受贿赂高达2385万元，然而马德是个穿着随便、甚至比较土的人，其妻田雅芝连买菜回来的塑料袋都舍不得扔，一个个捋好存起来。然而，马德被后，在马德的家中及办公室，办案人员搜出裘皮大衣10多件，摄像机、照相机50多架、皮鞋500多双、衬衣200多件，以及各种名贵手表等物品，几乎全部原封不动地放着，自己不用也舍不得送家里的穷亲戚，田雅芝甚至将逢年过节别人送的礼品高价出售给市委的接待部门，一种典型的“守财奴”心态。

　　们通过堂而皇之的表演，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四川省交通厅原厅长刘中山就是这样的人，故意做出几件拒礼受贿的事，并大肆宣扬，以获得廉洁从政的美名。一次，澳星公司派人将100万元的钱送给刘中山，他就专门让厅纪委和保卫处将这百万贿赂退回给澳星公司，从此，他就获得了“廉政厅长”的好名声。其实，这是一种自编自演的一场弃小捞大的闹剧，是专做给他人看的，刘的胃口大得很那！私自将1300余万元贪进了自己的腰包。既想当，又想立牌坊，虚虚假假，真真实实，以假乱真，以真盖假。湘南烟草集团董事长黄大康就是这样的人，表面上看平时里是一个非常严格“自律”的好领导，生活上很是艰苦朴素，上下班从不动用集团为其配置的小汽车，经常骑着一辆破单车上下班，然而骨子里呢？却是一个包养、贪污160多万元的大。被称为“廉政局长”的武汉市市政建设管理局局长明九斤因受贿罪被判刑十年。明九斤有着众多“廉政铁事”：穿廉价的衣服，袜子上甚至还有窟窿；他明令禁止干部在外就餐安徽阜阳大周村命案，自己也尽量赶回单位吃饭；他对亲戚朋友“铁面无私”，弟弟、妹妹都下岗了，弟弟拉人力三轮车，妹妹帮人守摊。然而，明九斤却利用职务之便，受贿47万元。

　　湖南省委杨正午在省纪委第五次全会暨全省反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干部切实改变那种靠讲假话骗取信任、骗取荣誉、骗取官职的不正常现象；使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批评和惩诫。“荣誉”就是通过各种造假手段获得“荣誉”称号，以此作为罩在造假者晋升仕途中的光环。什么“改革家”、“能人”、“功臣”亳州到阜阳高铁票、“优秀党员”等奖章和荣誉，尽让他人将“红帽子”往自己的头上戴。精心的“红色包装”至少可以达到这样的“效能”：制造一种“发迹”、“升迁”的假象，使他人轻易不敢碰他、动他；为获取更大的权力作“准备”；“红色包装”越多就越能蒙骗组织、蒙骗他人，也就越能增加蒙骗他人的资本，可以以更大的“资本”压制“反对派”。

　　“做好”主管部门“一把手”工作外，还要疏通如下方面关系。首先要“搞好”与主管具体考核指标人的“关系”。既可以从这儿了解到“竞争对手”的相关信息，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又可以使其在考核各项指标优劣等级的具体操作中作一些“善意”的倾斜；还可以对你提供的一些经不起推敲的假数据假证件“高抬贵手”。其次要“搞好”横向联系。考核指标优劣的评定要根据被考核单位的工作成绩，成绩不能自夸，要相关部门提供证明件，因此必须“做通”相关部门工作，弄来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明。如此一来，上下联动，左右逢源，造假功成，无懈可击，大家得“路”，皆大欢喜。

　　五六十年代社会中就流行着“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王杰）这样一种的价值观。现在已经不是“见荣誉就让”，而是对荣誉的格外看重，因此，凡社会举行的重大评比活动，都会发生“与名争利”现象，如，最近，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央视国际等主要新闻网站对全国49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候选个人名单进行了公示。49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候选对象中竟然都是有一定职权的领导。其中各单位“一把手”则占了一半多，占大多数的公务员却没有一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候选人。这种现象也许是一种“工作疏忽”，然而却露出了一种“与民争利”的痕迹。至于那种“舍得花钱摆，舍得花钱待，舍得花钱吹”的高价去争荣誉、抢荣誉、买荣誉的现象，已经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了。更有意思的是，若是留心一下当今一些大、名的发迹史，哪一个都是这模范那先进的，哪一个都是荣誉桂冠一大堆的。几乎每一个污吏都有一大堆的奖章和荣誉。譬如，湖南涟源钢铁厂原厂长、总经理宋焕威是全国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有杰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也是湖南省八届代表，荣誉一大堆，但收受贿赂310万元。还有那个被称为“文盲、法盲、流氓的三盲院长”姚晓红，酷吏一个，二三天就要抓一个、打一个，不抓不打死心里就难受，被他酷刑侍候的有千余人，当地人称之为“活阎王”，人人恨之、告之，然就在纪检检察部门调查他的非法之举时，他却被评为“山西省十大新闻人物”、“山西运城地区十佳人民审判员”。河南省灵宝市地税局原副局长卫建设，涉嫌受贿160多万元，另有300多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以这位副科级干部正常收入计算，他全家人不吃不喝，需要600年时间才能蓄积这笔巨款。卫建设在1997年一年的存款高达300多万元，几乎日进万金。但就是这个贪婪至极的卫建设，却连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取得各种荣誉证书10多个，他因此成为当地税务系统的“老先进”，成了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铁面税官””。奥妙就在于分子找到了一种廉价升迁的密诀：为自己脸上贴金，为自己头上多弄上几顶先进模范的“红帽子”戴戴。查一查污吏发迹的轨迹，什么先进生产工作者，什么新世纪模范，什么优秀企业家，什么“三八”红旗手，什么代表，什么政协委员等等，要什么荣誉就有什么荣誉，将自己包装得红红的，不仅红得透亮，而且红得发紫。效果呢？当然是有的：谁都不敢怀疑，谁都不敢动。而他自己呢？贪的胆子就越来越大。有人说了这样一句戏言：分子是社会帮助他们贴金贴出来的。于志安是一家超亿元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原中国长江动力公司（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曾获得过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亳州到阜阳高铁票、享受政府津贴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管理专家等荣誉称号，党给他的荣誉不算不多，头上的光环确是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1995年5月“失踪”了，去了菲律宾，原来，他早就将“长动”在菲的50万美元、年电费收入1000万美元的电厂变为“私人企业”了，如此名目张胆以权侵吞国家资源的人实为罕见。

　　“红色包装”还可以用来堵住他人的嘴。你不是不服吗？你不是要告吗？那好吧，我就给自己多戴一些“红色帽子”，电视上吹，电台上讲，报纸杂志上捧，你越说我黑，我就将自己打扮得越红，将自己弄得红红的，就是与你对着干，以这种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使那些想来查自己的人心里打鼓、发毛，最后来个不了了之。

　　河南灵宝市地税局原副局长卫建设是个“雁过拔毛”的家伙，贪得无厌，查清的他收受贿赂款为160万元，“查不清”的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财产”达300万元，这么钱需全家不吃不喝600年才能积聚。然就是这样一个巨贪，却在1998年恬不知耻地让人以他为原型，编造出一个催人泪下的小品《稽查局长》，说是一个税务局长勤奋工作，身染重病，因清正廉洁而无钱治病，女儿为治他的病到处去检易拉罐买了70余元，结果还捐给了希望工程。真实的情况是卫建设的确是得了重病，但是在西安换肾时他的部下给他“捐”（送“红包”）了四五十万元。

　　广西钦州市支队原副队长兼市公安局机动车检测中心原主任黄祥欢，靠走私、贪污受贿获赃款1200万元，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竟花费百万余元买通媒体，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中华改革英杰》、《中国当代改革者》和《中国改革者风采》上，还花大价钱在广西一家报纸上以《能人黄祥欢》为题进行大肆吹捧。

　　还有那个被我国检察机关已通过国际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的、涉嫌特大贪污受贿的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她当了四五年副市长，温州市的一些老领导、老干部告状就告了四五年，检举信像雪花一样，不断飞到省市纪委甚至。然而这个精明的女人，面对这一片反对骂声和控告声，为了极力挽回民众中改变形象，就想起了媒体，想起了温州一些“颇有影响”的“文化人”，让他们当“文化雇佣军”，为她创作了报告文学、电视剧本等，为这名女副市长塑造在旧城改造和金温铁路建设中安徽阜阳大周村命案，如何冲破阻力、大胆改革、无私奉献的艺术形象。有名剧作家以杨秀珠为原型，策划创作了名为《丰碑》的电视剧，请来省话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王若荔来温州体验生活。王与杨“亲密接触”了近两个月后说：这个角色太生动了，“演技”比我高多了。

　　据建设部官员披露：中国662 个城市、2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长官意志严重、不按科学态度搞建设、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因为如今当官的，都想“发展”，都想高升，因而都很注重自己的“形象设计”，不仅个人的外表形象，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工作的“形象设计”：怎样让自己政绩直观而生动体现出来？怎样设计一些无需上级领导考察就晓得的政绩？怎样……于是，以“证明”自己“形象高大”的“政绩工程”就出来了，就时兴了。而实质上呢？这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既能“沽名钓誉”，又能“中饱私囊”亳州到阜阳高铁票，如此“一箭双雕”、“名利双收”的“形象工程”便成为当今社会的热门，成为当官者悉心钻研的一门学问，动不动就来一个“形象工程”。于是，好大喜功、盲目建设的形象工程在各地像瘟疫般蔓延起来。结果呢？“形象工程”就彻底异化了，变味了，畸变成“害民工程”、“耗财工程”、“面子工程”、“造假工程”、“享乐工程”。总之，对些所谓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还是老百姓说得实在：表面光，华而不实，实是“四拍工程”：迎合领导拍马屁，项目决策拍脑袋，保证增收拍胸脯，最后玩儿完拍。

　　“形象工程”畸变成“耗财工程”。山西运城县花了2﹒8亿搞了个“像炮没有眼，像房没有板，干部升了官，农民得了砖”的“渗灌工程”。甘肃有一个人口只有13万、市年财政收入仅为1.9亿元、拖欠教师工资3000多万元、财政缺口上亿元的县级张掖市却兴建了一个总投资为2447.6万元占地4.9万平方米的大型豪华广场：地铺平滑如镜的花岗岩、大理石，四周矗立着高高的多灯头豪华广场灯，东侧是多喷头的圆形音乐喷泉，还有一幅巨型电子屏幕。钱从何来？银行500万元，社会各界捐款300万元，捐物折合人民币150多万元，地区财政支持300万元，城市建设配套费支付300多万元等等，募捐为名，强行从工资中扣除为线元）。

　　“形象工程”畸变成“面子工程”、“门面工程”。河北馆陶县为了“面子”而造出了一个以墙代房的“面子工程”，它雄伟地矗立于交通要道、十字路口，远看是房，近看是墙；粗看是房，细看是墙；形式上是房，骨子里是墙！很不实用，所住人家连普通养家糊口都很困难，却举债建房，其顶层就只能用拆下来的旧椽子、旧檩条和破苇箔棚起来的，形色和内容之间的反差实在太大，真是绣花枕头一包草。功能呢？就是为了满足当官装潢该县门面的需要。“形象工程”畸变成“造假工程”。有些地方为了形象工程而大唱“空城计”： 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中为树立阜阳市全国黄牛基地的形象，下令从全国各地买牛以应付检查，使老百姓深受牛害。山西绛县的领导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投资20万元建成了一个所谓优质种牛种羊繁殖示范场，到头来，只养了一头牛、一只羊供人参观，群众喜称这个养殖场为“珍稀动物园”。豫西国家级贫困县卢氏县县委杜保乾的多种嗜好之一，就是爱好名目繁多的工程：诸如万头猪场工程、万亩牧场工程、食用菌百里长廊工程等等。这些工程看上去都很美，听其介绍，观其外表，可堪称一绝，然而只要走近一看，一调查，却都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为何这样？就是要用所谓的“政绩”来掩盖他们的劣迹。

　　“形象工程”畸变成“享乐工程”。山西省沁水县端氏镇本是个十分贫穷的镇政府：学校教育经费严重拖欠，幼儿园常年漏水却无钱修缮，村小学极其简陋，然而就是这样，在“政绩工程”的启动下，竟盖起了一座很有气魄的镇政府大楼。据介紹，该大楼打破了沁水县四项“纪录”：一是它的规模、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在全县乡镇政府办公楼里名列第一；二是总共不到80名镇政府工作人员，平均每人50平方米，正职三间，副职两间，居全县第一；三是办公室配备沙发、高级办公桌、电视机、饮水机一应俱全，全县之最；四是耗资450万元，全县耗资最大。这样的政绩工程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干部享受“现代化的文明”。

　　总之，这些家伙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坏事越干越多就越加精心于“包装”、“做秀”。权力者深谙中国现时的“国情”：对这些人来说，权力不仅仅是荣誉、地位的象征，而且还是捞取各种利益的重要手段，权力越大就越能进行各种性质的“交换”。为了满足其无底的私欲，这类人在干坏事的同时，就越精心于“红色”来“包装”、“做秀”，什么“改革家”、“能人”、“功臣”、“优秀党员”等等，尽往他人将“红帽子”往自己的头上戴。精心的“红色包装”至少可以达到这样的“效能”：制造一种“发迹”、“升迁”的假象，使他人轻易不敢碰他、动他；为获取更大的权力作“准备”；“红色包装”越多就越能蒙骗组织、蒙骗他人，也就越能增加蒙骗他人的资本，可以以更大的“资本”压制“反对派”。

　　那么，为什么在官场以“包装”、“做秀”为主要特征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什么会如此泛滥？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与我们社会难治的痼疾——“浮夸风”——的盛行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包装”、“做秀”为主要特征的“形象工程”的泛滥实质上就是一种“浮夸风”，而这个毛病则是我们社会的顽症，历史上，我们吃够了1958年的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和大办人民公社运动等浮夸风的苦头，然而我们没有足够吸取惨痛的历史教训，因而一到某种“条件”，立即死灰复燃，马上泛滥。有的向政绩中“注水”，一点点吹成一，有的干脆就来个无中生有，瞎编瞎造，搞“无米之炊”，有的则制造表面化假象糊弄上级、愚弄百姓，有的……在这个方面互相攀比，谁都不想“输”，谁都来一点“小创造”，一个赛过一个，就这样“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呈“星火燎原”之势，在全国漫延开来了。

　　二是与一些官员升官欲过分强烈有关。一般来说，官员的“社会智商”要比老百姓高，然而现在连“农民都看得出是‘花架子’，我们的干部怎么就热衷做这种‘无用功’呢？”原因是什么？就在于官迷心窍、头脑发昏，什么都只为自己的升官着想，不为老百姓的死活考虑，“贴金工程”搞成功了，自己脸上有光了，自己的“形象”高大了，就能引起上级领导注意，就能官升一级，至于“演砸了”也不用负什么责任、花什么代价，因为我们的社会历来就没有追究领导干部失职、渎职的习惯，用一句“付代价”、“付学费”就可以将其打发走了，这样的好事谁不愿做？！

　　三是与的泛滥有关。有的官员大搞以“包装”、“做秀”为主要特征的“形象工程”倒也并非为升官，而只是为了捞钱，将“形象工程”变成了一块谁都想啃的“唐僧肉”。在权大于一切的情况下，工程可以说自己定，搞工程的可以自己选，即便是搞招标，也可以通过玩权术变成自己可以操纵的……为什么许多“形象工程” 都变成了中看不中用的“银样鑞枪头”？都变成了“豆腐渣工程”，原因就是因为人人欲得而分之，人人可以损公肥私，可以一层一层地玩猫腻，可以一层一层地偷工减料，借工程之机大捞一把，

　　四是为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的所谓“凭政绩用干部”的政策所致。“凭政绩用干部”这一政策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出在对“政绩”这一个概念的理解上。真正的政绩应该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应该是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的，应该是能受得住历史检查的。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所注重的政绩却是形式主义的、摆花架子的，他们热衷的却是“报纸有名、电台有声、电视有影的政绩”。因而急功近利，竭泽而渔，一些人所追求的政绩都是围绕着自己的晋升和荣耀，都是围绕着官位和虚荣。很多地方的上级领导及组织部门考察干部不是真正下基层，不是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干部评价机制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一些领导好大喜功，见表面轰轰烈烈就高兴，且检查工作走马观花，“坐着车子转转，隔着玻璃看看”，把一个地方的“形象”或一个干部的“政绩”与一两项“工程”划等号，因而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他们关心的都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如今为什么人们一见到统计数字就会摇头，就很不相信。？因为数字中的水分太大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已经成为一种公开流行的秘密。

　　同志在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突出地提出了“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的要求。

　　同志在延安时期就要求全党：“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亳州到阜阳高铁票。”“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党人更应该如此。”同志也一再强调：“中央三令五申，所有领导干部都要求真务实，少说空话，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不搞形式主义”，“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时时处处坚持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必须大力发扬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

　　以“包装”、“做秀”为主要特征的“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的确到了不治理不行的程度了。那么，面对“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的异化、变味，我们的社会该怎么办呢？

　　二是让其本人付一点“学费”，因“形象工程”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不能全由国家、老百姓承担，让那些“拍脑袋”者承担一点，也要让他们“心痛”一点；

　　三是发动媒体参与、讨论，让广大百姓都知道，要有一点压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下不为例”；

　　五是增强一点对干部考核的科学性，不要将一二项“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代替干部政绩的全部；当然，就像现在规定的那样，来一个“一刀切”，坚决不让搞什么“形象工程”。科学化，就是要进行科学的论证，让专家和有关部门充分地调查研究、客观地发表意见；化，就是在决策中实行，尊重集体智慧，不搞一个人说了算。监督，主要是指群众监督和监督，而的监督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