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中国经济趋势报告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的基本趋势不变。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系统模型预测，2020年，我国GDP增长率基本与2019年持平，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增长质量继续提高。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做好2020年经济工作，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改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结构性功能，统筹“稳增长”和化解风险的关系，加快建立健全促进消费长效机制。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系统模型预测，2020年，我国GDP增长率基本与2019年持平，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从定性因素上分析，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也进入了微幅波动阶段。随着我国经济规模和GDP基数大幅提高，宏观经济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有所减弱。我国政府对经济调控的手段逐渐成熟，宏观把控能力日臻完善。因此，2020年GDP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第二，经测算，2020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微幅下滑，因此，若国家不出台强有力的刺激政策，那么我国经济实际增速将在其潜在增长轨迹上运行。第三，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采取降息、扩表等措施，总体有利于我国外部需求的增加，从而带动我国出口增长；中美双方谈判取得阶段性进展，经贸摩擦导致的负面影响有所减缓。

　　2020年，国家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信号清晰可见，同时，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下，2020年基础设施投资将成为带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在中央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和实施“一城一策”“因城施策”的灵活调控政策下，房地产投资总体稳定，总体保持较快增长，但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居民储蓄率下降、居民杠杆率提升、房地产投资观念发生显著变化等因素，使得房地产需求逐渐趋于平稳。

　　对于制造业投资，有利因素是2019年政府推出减税降费、降低社保缴费率、以国资充实社保、降低宏观税负等政策。从方向上看，这些政策将有效提高企业利润，激发企业投资热情。整体而言，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平稳快速发展，依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有效手段。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系统模型预测，2020年，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为8.5%，比上年下降1.1个百分点；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4.1%，比上年增加0.4个百分点；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3%，比上年减少0.1个百分点；总体而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5.1%，比上年略微减少0.1个百分点。

　　2020年，我国消费升级的趋势将继续强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居民消费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15%。在各项消费政策“组合拳”的刺激下，预计2020年我国消费将保持平稳增长。二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继续强化。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政府更加重视发挥消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拉动作用。消费升级过程推动各种资源要素汇聚融入实体经济，促进存量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优质增量资源进一步扩充，可以靶向破解实体经济发展难题，熨平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带来的影响。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系统模型预测，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4.4万亿元，名义增长7.8%，增速比上年小幅回落0.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进一步收窄。

　　2020年，物价总体运行平稳，前高后低。物价的推动因素通常可归结为需求拉动、成本推动、货币超发和外部输入等。需求拉动，是指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或者说出现正的产出缺口，通常由工业企业设备利用率、产能利用率、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来判断。从影响物价的主要因素上看：其一，2019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预计为75.8%，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存在负的产出缺口。表明我国工业整体仍然处于去产能去库存的调整阶段，负产出缺口对CPI增长有向下的推动力。其二，2019年M1和M2依然维持正常增速，基本与GDP名义增长率相一致。因此，不存在明显的超额货币供给对CPI上涨的推动力。其三，根据世界银行判断，2020年国际油价将与上年持平或略有波动。因此，未来如果大宗商品进口价格不出现大幅上涨，PPI价格总体平稳，由PPI价格变动向下游CPI传导的动力将不足。其四，针对猪肉价格的大幅上涨，目前国家已经实施了多项政策稳定猪肉价格，相关措施效果也逐步显现，猪肉价格快速上涨的趋势已经得到有效遏制。虽然猪肉价格短期内仍将维持高位，但总体趋势是逐渐下行，从而带动食品价格和CPI价格有所回落。其五，2019年政府推出减税降费、降低社保缴费率、以国资充实社保、降低宏观税负等政策。从方向上看，一方面，减税降费的政策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抑制产品价格上升。另一方面，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拉动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对物价产生向上的推动力。由于减税效应的复杂性，政策效果以及对CPI的影响强度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综合以上影响物价变动的因素，2020年我国物价水平将处于政策调控目标范围之内。据预测，2020年，物价总体处于温和上涨阶段。

　　预计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分别为6.2%和5.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持续多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

　　总之，2020年我国经济增速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增长质量继续提高。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十四五”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2020年经济工作，应在以下几方面发力。

　　相比降低融资成本、扩大信贷规模的货币政策，应更多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一方面，我国政府部门负债规模和债务率并不算高，和其他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经过多年持续治理也基本得到控制，目前的财政状况还存在一定的提升债务率的空间。另一方面，债务问题可以靠经济增长来解决，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地稳定了经济增长，那么一定程度上的财政债务增加并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增长，建议在2020年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增加赤字规模，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提高政府部门债务率，增加一般债、专项债的发行规模，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资金。

　　货币信贷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结构性功能依赖其结构性工具，如定向再和再贴现以及基于宏观审慎评估基础上的差异性准备金率、差别化存贷比、差别化监管费等。这些结构性工具基本上可归为差别性数量配置和差异性利率成本两类。发挥货币信贷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结构性功能，需要加快完善货币信贷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工具组合及市场建设，并配合积极财政政策和协同性就业政策，共建金融服务平台或产业基金等，引导优化金融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通过对不同金融机构实施差别化政策，鼓励其加大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金融和就业支持，激励金融机构参与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创新产业基金，定向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加大对三大攻坚战的金融配置。

　　同时，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反映流动性的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要求结合经济运行下行压力，逆周期地适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借贷便利操作、抵押补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宏观审慎评估参数等数量型工具和逆回购利率、准备金利率、流动性便利利率、基础利率（LPR）等价格型工具，配合积极财政政策，边际调节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统筹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各项政策。逐渐加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的力度，有序提升金融领域对内和对外开放，鼓励内资、外资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进一步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和活力。发挥对内、对外开放的“鲇鱼效应”，倒逼经济效率和经济活力的提升。以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有序推进知识产权保护、转让技术、市场开放、产业政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坚持“一行一策、分类监管”的思路，通过多种方式补充资本，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增强中小银行对风险的抵御能力，引导中小银行回归基层、服务实体。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控制重点领域信用风险，稳妥化解影子银行风险，有序处置各类高风险金融机构风险，加强预期管理，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尤其是要加强基础理论、颠覆性技术的探索研究。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严格知识产权领域的保护，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营造有助于创新发展的创新文化和创新生态。

　　密切关注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加强对、债市、汇市的实时监测，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阻断跨市场、跨区域、跨境风险传染，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切实防范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风险。同时，加强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的日常监管和评估，并制定应急预案。做好金融市场舆情监测，健全重大舆情快速响应机制；加强预期管理和引导，加强与市场沟通，快速回应关切，稳定市场情绪，切实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

　　首先，加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加快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切实保障和促进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其次，抓紧落实2019年已出台的一系列稳消费、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放宽或取消汽车消费限制，加快推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挥骨干企业的主导作用，从供需两端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支持居民合理消费、绿色消费、升级消费，积极培育和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进一步夯实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再次，简化资质条件和审批流程，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加快建设可快速响应的现代化供应链基础设施，持续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推动旅游、文化、健康、体育、教育培训等高品质服务消费发展，抓住5G商用带来的信息消费升级机遇，带动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

　　由于技术和产业的变革、收入水平的变化、新商业模式的涌现等多因素叠加，我国当前消费领域正在发生着不同以往的深刻变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消费形态正在由实物消费加快向服务消费转变。2019年前三季度全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已经超过实物消费，占居民消费的50.6%。二是消费需求由以衣食为主的生存型、温饱型向以住行为代表的小康型、享受型转变。伴随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同类消费品中，居民对高端消费品偏好显著上升，如2019年“双11”家居椅销量相比往年大幅度上涨。三是消费观念由非理性逐步向理性转变。消费者心态不断成熟，越来越注重产品品质和性价比，炫耀性消费、攀比性消费等非正常消费现象有所减少，我国消费者消费观念逐步走向成熟。四是消费方式由传统的线下交易行为逐步向线上线下融合的场景化消费模式转变。经过4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不仅建设成了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而且形成了追求创新和变化的消费文化，居民对新消费方式更容易接受和使用。

　　首先，增强和拓展中高端收入群体的消费品供给。一方面，加快推动产品质量提升、增强产品供给能力，开展产品高端品质认证和自主品牌建设，进一步扩大中高端消费市场规模；另一方面，积极推动跨境电商发展，加快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深化市场采购贸易试点，通过增加中高端消费品进口来丰富国内市场供给、激发市场竞争。其次，引导和培育新兴消费产业。结合绿色化、智能化、健康化等消费潮流，加速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融合、不同消费领域融合，深入推动消费产品及服务的差异化、个性化、定制化，打造多样化消费共同发展的良好生态。再次，补齐消费领域存在的短板。加快完善城市商业设施，规划和布局新型消费载体建设，强化信息化在各类商业载体中的覆盖和应用，拓展新型消费产业和各类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空间，促进传统商圈向消费体验、文创时尚、产品定制设计等新型消费中心转变，加大商品质量、食品安全、市场秩序综合监管和治理力度，增强消费市场监管的科技性和动态性，加速提升市场监管综合效能，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

　　课题组其他成员：樊明太、万相昱、张延群、刘 溟、吴 浩、郭文鹃、胡 洁、冯 烽、王喜峰、朱承量、胡安俊、左鹏飞、程 远、秦 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