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谈阔论：学会解读历史

　　几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历史与我们的生活发生着如此亲密的联系。无论是于丹读《论语》，易中天读《三国》，刘心武读《红楼梦》，以及当年明月读明朝，还有北京大学的博士檀作文读李白，等等，历史典籍、历史故事、历史人物，都成为这个年代的热闹话题。

　　特别是读李白，生生将李白读成古惑仔，其不敬之意写在脸上，更是把我们的兴趣带入到那个遥远的年代，而反复的争论也由此而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其实，孔老夫子说的恐怕是双关语，时间也是河流，一逝不返。因此，我们要建立的与历史的关系，都是想像性的，而将想像延伸到过去，靠的就是解读。我们说历史，无论读故事、读人物、读典籍，就是要读出一份今天与历史的联系来。我们读历史，历史也在读我们，彼此照耀，彼此论证。于是，我们在断裂的时间中看到连续的河流。当然，“我们”不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历史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故事，在无数的“我们”与分散的历史之间，就由解读行为开辟出无限多样的文化蹊径。它们或彼此交织，或相互冲撞，或永不相连，而所谓的争论，不过是解读与解读之间的斗争罢了。回首我们当今的文化事件，绝大部分都因历史而起，都因对历史的解读而产生，都可以视为解读的战争。如果我们能理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句话，就会明白这场战争的某种混乱具有必然性，解读的硝烟遮掩的是纷乱的历史和试图在历史中奔走的方向不明的人群。

　　说解读是事件，甚至是战争，指的是解读所指向的混乱不明、彼此冲撞的意义。解读并不必然导致澄明之境或一统之势，从解读到沉淀，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较长时间的文化生长的过程。所以，解读类似于对意义的心存叵测的搅动，像是把水搅浑，然后乱中取胜。但必须要说的是，解读可能是战争，但并不一定就是庄严到血腥的行为，它或许像是孩童的一种游戏。如果我们把游戏看成是孩子们玩的勾当，那又何必跟孩子过不去呢？更何况，大人也会有好玩的时刻。陈丹青先生讲鲁迅，不就认为鲁迅很好玩，所谓“跌宕自喜”，所谓“幽默得要命”，有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淘气与得意”。

　　值得我们探究的也许不是解读的游戏本身，而是为什么今天出现那么多面对历史的好玩的“读法”？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讲述历史是一种行为，一种权力现象，一种只有“大人们”才能玩的游戏。我们把太多的目的带入“历史”，因而对历史的讲述同时就是对“历史”的挟持。我们通过“历史”来实现当前的目的，通过“历史”来判定当下的生死存亡，或者至少对这些生死存亡作出颇具决定意义的推拉。我们因为这些目的而沉重，而历史也因为这些结果而沉重。

　　如果我们学会给历史卸下包袱，就会发现，历史也会有轻巧到像一个小品一样的简单好玩的形态。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像个大人一样地面对历史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历史从教科书变成开心果呢？其实，三味书屋可能是荒凉的，而孩子们的百草园则让鲁迅魂牵梦绕。也许，我们也应该学着把历史与百草园联系在一起，让它停留在时间的深处。能够用游戏精神讲述历史，这是对历史的松绑，同时也是对“我们”的松绑。只有当历史不再仅仅成为被垄断的讲台和教科书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不只是做讲台之下、历史边上的学生。因此，在解读的游戏中，我们看到的是解构的文化，一种在被颠覆和瓦解中实现的人性的解放。它看似与文明作对，实际上是最文明的，它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就创新了我们的知识。而就在那些别出心裁的“鬼脸”中，我们看到意义的光芒在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