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万象》“新年特辑”杂谈

　　记得小时候，每逢春节来临，心里总有着莫名的兴奋，想着可以穿新衣，走亲戚，吃大餐，放炮仗……随着年齿渐长，日子越来越好，对春节的期待值反而逐年下降了。好在受到求知欲的驱使，物质享受让位于探求春节背后的年俗的文化需求。

　　关于新年，1932年知堂在《新年风俗志序》里下过如此断言：“一年里最重要的季候是新年，那是无可疑的。换年很有点儿抽象，说换季则切实多了，因为冬和春的交代乃是死与生的转变，于生活有重大关系，是应该特别注意的，这是过年礼仪特别繁多的所以，值得学子调查研究者也就在这地方。”一语道出年的重要性与年俗的丰富性，对此深表认同。

　　又鉴于我对平襟亚的兴趣持续不断，便想试着从他主持的《万象》杂志1942年新年特辑入手，看看八十年前人们的新年观。顺带着也对那些应时诗文的文本加以分析，发掘其中的亮点，并对以平氏为中心的文人交际圈稍事观照。

　　《万象》创刊于1941年7月，是综合性月刊；发行人平襟亚（1894—1980），江苏常熟籍，是鸳蝴派小说家兼出版家。长期以来，学界对《万象》的前后两任主编陈蝶衣、柯灵的能力与贡献研究得较为充分。而《万象》月刊之所以能“在侵略者与者共谋文化垄断的沦陷区”，“以其严肃的编辑态度与灵活的编辑方式，在日伪严密文网中建构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呼吸空间”，亦离不开平襟亚的策划与呵护之功。但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

　　1941年底出的第6期，主编陈蝶衣在《编辑室》栏目的末尾，向广大读者发出邀约：“下期本刊，恰逢岁首出版，因此我们预备特辟一部分篇幅，出一个‘新年特辑’，以资点缀，欢迎读者们以应时的作品见赐。”

　　这里就产生了疑问，中国人概念里的新年究竟是公历1月1日呢，还是春节？可以说这一问题的出现，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息息相关。

　　出于与国际接轨等诸多考虑，孙中山希望中国废除旧历，将新年与春节合而为一。于是在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次日，发布《改历改元通电》，规定“中华采用阳历，以黄帝纪年四千六百九年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按，即1912年1月1日）为中华元年元旦。”然而民间守旧势力依旧强大，公历纪年这一规定在各地未能通行。换言之，在历法问题上，时期事实上施行了多年的双轨制，即中国人竟有两个新年。

　　晚年的平襟亚忆及，他是在1915年实足年龄20岁时来沪定居的。就在他长住此地的第四年，即1918年2月28日的游艺刊物《大世界》上，发表过一组八首七言诗，题为《夏历沪上新年竹枝词》，其中的第一首：“阴阳历法两周全，习惯偏难改自然。试问环球谁得似，中华一国两新年。”便是对上述现象的艺术化概括。

　　随着1928年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于是再次颁布条例，废除旧历，并强制执行有年。而当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很快接手英租界，平襟亚开办的中央书局、万象书屋都开在四马路（今福州路）平氏寓所，他所遭受到的心理冲击无疑是巨大的：早在1937年秋，常熟沦陷，平氏的亲弟弟惨遭日军枪杀；而就在一年前的盛夏，他还因故被日本宪兵“请”去，棍棒加身，吃了28天冤枉官司。

　　1945年12月29日《申报》刊有一篇名为《重振国历》的文章，将阳历奉为正朔，并指出日本人怎样在占领区大力提倡阴历：“他们在虹口，兴高采烈过阳历新年，任我们过阴历新年，表示中国是落伍，是守旧，是‘现象’。……一般人认为理所当然，并有人认为这是日寇的‘仁政’。至于中华的立国正朔，早已抛在九霄云外去了。”或许，《万象》的“新年特辑”选择放在公历1月1日出，正反映出平襟亚自觉尊奉国历正朔，一派凛然正气。当然也不必求之过深，或许只是习惯使然。

　　秋翁《王小二过年》、网蛛生《新人的一日》，是白话短篇小说；苗埒《记忆中的新年》、周鍊霞《新年回忆》和吕伯攸《新年话旧》，均为回忆性散文；何满《年的故事》、魏楚卿《兔子灯》，应该是读者投稿；至于唐大郎的七言绝句《元旦》，则近乎补白文字。

　　秋翁和网蛛生都是平襟亚的笔名，他施展“一人分饰二角”的活剧，想必为了自己的刊物能走俏市场，索性“赤膊上阵”，近乎倾尽全力了。

　　这一行为，令我联想起他十多年前一段不堪的往事。1926年3月，平襟亚因被吕碧城发现其所办《开心》报有一篇写“李红郊与犬”的短文，是破坏其名誉，遂一纸诉状将其告上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平氏迫于无奈，立即逃往苏州，闭门写起长篇小说《人海潮》。小说是在这年的10月份写成的，那时吕碧城已远渡重洋，飘然离沪。在书的《著者赘言》里，平襟亚郑重向读者声明，说本书是“小说家言，多半道听途说，无稽之谈，所谓空中楼阁，非真有其事，非真有其人，倘妄加推测，某人某事，则非予所知”。然而终究耐不住寂寞，在小说出版后，换个笔名“江不平”写《人海潮索隐》，将人物背后的真人一一揭示。甚至自曝其本人分饰二角，化身为马空冀和沈衣云：

　　〔马空冀〕或即平襟亚。平昆山人，寓居海上多年，交游颇广，性诙谐而又浪漫，不受羁勒，营出版事业，恒别开生面，不喜步人后尘。曾编《中国恶讼师》与《刀笔菁华》两书，风行天下。去岁出《百大秘密》一书，连带办《开心》报，后以文字获罪当局，大受抨击，曾避地之青岛，现闻重来沪上，节后将重印《百大秘密》，而《开心》报亦将复活。此项消息，确否待证。

　　〔沈衣云〕书中主人翁，或即著者自况。著者何人，不必予索，即网蛛生也。或问网蛛生何人，请问沈衣云便知。

　　那么为何平襟亚会取“网蛛生”这么一个怪笔名，继而办起“中央”书店来呢？我猜或许与许地山的短篇名著《缀网劳蛛》（原刊1922年《小说月报》第13卷第2期）有关。请看该小说正文之前的开场诗的第一段：“‘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我把网结好，还住在中央。”这带有极强宿命感的诗句，对于刚刚经历了重大挫折、处于人生低谷期的平襟亚，是不是特别能触动他，使他憬悟命运的拨弄呢？

　　切回主题，先看《王小二过年》，讲述典当行伙计王小二与东家一道外出公干，竟趁着战事发生，盗取东家的财物，逃回去霸占典当行，并诱奸老板娘，摇身一变成为暴发户后，在新年祭祖时闹出一场悲喜剧。

　　小说起首点明了故事背景，正是发生在不久之前：“虽然太平洋已经为战云所笼罩，太平洋变成了不太平；可是在上海租界的表面上，却还风平浪静，安谧无事”。小说的部分，是老板娘发出的呐喊：“你不要以为霸占了我的身体，就可以一切由你指挥，你只能霸占我的身，不能霸占我的心。我的心至今还是洁白无瑕。”从中不难读出被压迫的沦陷区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精神。

　　原来王小二和王老五，是一母所生，他们共计兄弟五人，老三老四，都已亡故，老大王小一，是一位安贫乐道之士，战前隐居在沪南何家支弄，箪食瓢饮，读书养性，不问外事。事变以后，何家支弄的老家，毁于祝融氏，他为环境所迫，不得不搬到租界上来，卖文为活。他有一个别署，叫做阴风阁主，朋友们登阁去瞧他，总见他坐在一张豹皮垫子上，手不停挥的写作小说，只听得稿笺上飕飕地起了春蚕食叶之声。这小楼一角，虽名“阴风”，却是春意盎然，并没有什么阴风惨惨的景象。

　　——老大王小一，原型是住在何家支弄、擅写言情小说的作家王小逸，平襟亚与之合作多年；阴风阁主与豹皮，影射因风阁主谢豹；稿纸上发出春蚕食叶之声，来自平襟亚早年经历，具见其当年的同住人朱鸳雏《情诗三百首》一书的自跋：“近得友虞山吴君（按，指吴虞公）与平君，皆能酒，列盏于楮墨之间，且饮且书，我三人者，均能作媚世之文，以字多即金多，取微资自贡。苟有人入此三人之国，但见攒头及案，纸上起春蚕食叶之声……”

　　记得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曾述及如何创造人物：“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看来平襟亚也深谙此道吧。

　　《新人的一日》是篇滑稽小说，写某报馆印刷工人吴志新自从听到本馆记者孙鹤年的说教，立志做新人，遂在阳历元旦那天一本正经付诸实施，又是写标语，又是家庭训话，又动手糊新壁纸，并样样求新，点心要去吃新半斋，大衣要去新新公司买，去新都影院看电影……凡遇旧字就一脸不高兴。然而毕竟收入不丰，皮夹里的积蓄很快用尽。次日晚间遇见孙鹤年，倾诉一番，孙听后笑他只注重形式，意识并未革新。故事尽管荒诞，倒是反映出作者对于新年的“新”字，有着怎样的真知灼见。因此不无现实意义。

　　苗埒即周楞伽（1911—1992），江苏宜兴人，笔名很多，诸如剑箫、华严、危月燕、王易庵、杜惜冰等等。周氏出道早，创作颇丰，题材多样，形式不拘新旧。且交游广阔，与新文学泰斗鲁迅有过通信联系。周楞伽与陈蝶衣相识，估计与《小说日报》有关系。他的这篇文章洋洋洒洒近五千字，回顾了三十年生命史中多次新年，其中“有一年的新年，留下了个永不泯灭的惨痛的印象，造成了我一生命运的大转变”。

　　那是九年的新年，舅家的表兄择定在这新年里续弦，我随着母亲同去吃喜酒，一连住了十多天，学校里的开学期也到了，上学那天恰好逢到暴风雨，大概因为油腻吃多了的关系，外邪乘虚而入，到家后就生起一场大病来，一连病了半年多，那时城里并没有良好的西医和医院，只好请中医诊治，结果生命总算被挽回来了，但却由肠窒扶斯变成了中耳炎，使我的双耳同时宣告失聪，直到现在还未复原，恐怕此生再也没有复原之望了。

　　1920年元宵节过后不久，我舅家的大表兄续弦，我跟着母亲去吃喜酒，一连住了十多天，每天都是大鱼大肉，我在家吃惯了素菜，一旦吃了这许多油腻，疾病早已潜伏在五脏六腑，待机发作。这年春天雨水特别多，清明前一天更是暴风雨大作。在此以前我已患了感冒。这天在学校里听课时，就已恶寒发热，放学回家正值狂风怒吼，大雨倾盆，我撑不住雨伞，被风刮得把伞拖得团团转。学校在城隍庙后面，距东庙巷舅家不远，我如稍有打算，暂时不回家，到舅家去歇一下，或宽住一夜，避过这场暴风雨，就不至于生病，即使生病也一定较轻，容易治好。可我年幼，没有这种打算，只觉浑身淋得落汤鸡似的跑到舅家不像样，并且刚从舅家吃喜酒回家不久，无故又跑去，好像还想去吃白食，也不成话。于是勉强支撑着，一步捱一步地从南门到西门冒着暴风雨回家，到家就昏迷不省人事，发着高烧，有一天一夜失去知觉。母亲请了当地名医张雅轩来看，说是极重的伤寒病，一连医了一个多月才好。病好后耳朵就聋了……

　　其文还忆及1925年的第二次江浙战争，战事一直拖到腊月廿八还未解决。作者当时正在无锡参加表兄的婚礼，被交战双方堵在家里，担惊受怕，饱受折磨。“我们在这围城中，差不多度了一个多月，才随着齐爕元军队的被解决，而脱离了这危险区域，踏上归途。”后面拖了一句：“事后无锡人痛定思痛，便把城墙完全拆除了”，因不够严谨，被读者来信指正：“查无锡之城墙拆除问题，虽曾经县政当局建议，结果卒为绅商所阻，故并未拆除也，谅系作者苗君一时之误，特此奉告。”主编陈蝶衣不得不自承“失察之咎”，并作及时更正。

　　又记录1932年的新年，“那时我第一个女儿刚才诞生，恰巧逢着了一二八事变，全家由南市迁到法租界避难，好好的一个幸福的家庭，被炮火打成了粉碎。幸亏不久生活便又安定了下来，而我们从此也就住在租界上，不再回到南市去了”。字字泣血，满是对侵略者无声的控诉。

　　女画家周鍊霞（1908—2000）擅长填词，才调无伦。她与平襟亚、陈蝶衣都是小报界的活跃分子。其文亦精彩纷呈，陈蝶衣特地撰有推荐语：“周鍊霞女士的《新年回忆》，将极琐屑的事也写得十分风趣；女艺人之笔，毕竟是不同寻常的。”

　　她原籍江西，生于湖南长沙，写的是童年（十岁左右）时对新年的记忆，夹杂着江西与湖南两地的习俗。腊月廿四过小年，一早起来，梳完头打扮齐整，向附近的小朋友们拜小年。大家客客气气，学着大人的谦恭模样。晚上用铅丝做成球型，里面塞红炭，系一根绳向空中舞动，美其名曰“打流星”。玩的过程有些险，差点引发火灾。廿五到廿九，敲锣、跳凳子。大年夜不许说不吉利的字眼。晚上吃罢团圆饭，由专门的“走梳头”妇女，为妈妈和姨娘们梳头。之后在厅里燃炭火，设香案，给祖宗叩岁；十时后，亲戚小辈来辞年，作者则跟着妈妈到长辈家，“照样表演一番”。吃宵夜时，佣人们来叩岁，妈妈端出广漆盘“发年赏”。父亲拿出新羊毫笔，教她用红纸条包在笔杆上，墨也同样包好，预备“元旦发笔”。她忙累了，渐渐进入梦乡。大人们都在守岁，黎明时焚天香，放爆竹。

　　春节来了，爹爹发笔，她也写了两句话：“元旦大发龙凤笔，爹爹最喜欢，希望全有得。”早餐后，爹爹穿红风兜皮马褂，向东南方绕圈子，她和弟弟跟着，类似江苏人兜喜神方。午饭后，大家打中觉。夜里耍钱。爹爹呷口茶，说出一则新年请客的歌谣：

　　其中充斥着贬低女性的陈词滥调，实不足为训，但那些女客“听了全打起哈哈”，新年就在“笑声中悄悄溜过去了”。文章收束时，一句爹爹已“上天去了”，使读者的思绪陷入苦涩，原先童趣充盈的散文，遂以哀伤气氛收场。

　　吕伯攸是儿童文学家，却以古茂的文言笔法回忆新年趣事。童年时，曾写打油诗嘲讽小僮阿三在新年时输光贺年赏钱。1926年入中华书局任编辑，翌年阴历元旦，书局按规定取消例假，须到局办公，却因管钥匙的庶务醉酒没来，大家只得立在门口吃冷风。见此情景，同事陈荫轩想出一句上联：“权为门外汉”，众人思索半晌，无人属对，陈先生笑着道出下联：“都是局中人”。可谓对偶工整，且语带双关，令人击节。文末谈及贺年片，称友人王君战前在香港工作，新年中寄给他一个扁盒，上题“杏脯五两”四篆字，思考再三，才醒悟那四字谐音“幸福无量”。

　　何满的《年的故事》，此前未曾注意，近日展读之后，不禁瞪大了眼睛，原来他写的是年兽呵！这个版本的年兽周身长着鳞片，竟还是一头海兽：

　　文章讲述“我”在岁暮时拜访友人“坤”，见他家墙壁上换了几幅书画，正中挂了一幅中堂，画很陈旧，墨色极淡，“上面绘着一个穿了斜领宽袖的人，盘腿坐着，手里拿了一颗明珠，似乎在玩赏着。旁边却有一条尖角阔嘴，周身有鳞的鱼形的东西，也在向那颗明珠凝望着。”画上并没有题款和署名，“我”不明就里，就问坤说：“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坤还未回答，老太太却接口道：“这就是‘年’，画上面那条鱼形似的东西就叫‘年’，它是一个噬人的妖怪，每逢年初一，由子时到天明为止，它就到人间来，撞开人家的大门，把人们当做它最丰盛的早餐；所以人们到了大除夕，大家要坐到天亮，名目叫做‘守岁’，实在就是怕‘年’这个妖怪会来吞噬他们，因此不敢睡觉。还有门上贴着的红纸条，也是对于‘年’的防御工程，据说‘年’最怕的是红色，看见了红就会掉头而行，所以大家在年初一遇见了，都要互道‘恭喜’，就是因为没有被妖怪吃掉而庆祝。”“那末，画上的人又是谁呢？”“那是紫薇星，他知道新岁来临的第一天，‘年’是要到人间去吞噬人类的，所以把自己炼成的丹，玩弄着逗引着它的视线，使她忘记了时刻，一到天明，她就不能再到人间去吃人了！”

　　——这也许便是拙文《年兽传说探源》里天津附近流传的年兽传说的来源之一，并再次印证了我之前的判断，即年兽传说与紫微星年画高度相关。

　　魏楚卿《兔子灯》短小精悍，点到即止。讲述童年时代的“我”，每当去外婆家贺年时，外婆总要在给压岁钱之外，预备一盏兔子灯。“灯是外祖母用篾片亲手扎的，红眼睛，长耳朵，活动的尾巴，晚上燃点着一支小小的红烛，牵了它转动着四个轮子在地上跑时，耳朵和尾巴一摇一晃地摆动着，活像一头活泼的小兔子。”

　　可惜这饱含着老人家慈爱之情的兔子灯，再也不会有了。因为“她老人家因为痛悼我舅舅在中的惨死，也忧愤成疾而去世了”。凄凉之中，同样蕴藏着反战情绪。

　　唐大郎的《元旦》：“眼底翻来事事新，岂徒大地欲回春。征诛有味何须厌，岁月无情亦可亲。暂遣自身卑作客，互为家国惜孤民。遥看前路光华甚，一喜常教泪渍巾。”诗里传递的家国情怀，与平襟亚的三观基本一致，此两人故可称志同道合之友。

　　1942年阴历春节前四日，平襟亚在《社会日报》上发表一篇三百余字的短文《送残年》，在此抄录其中第二段：

　　你得平心静气的想一想，你来了三百六十五天，干了些什么呀？你把大地上的人类，压榨得那样透不转气，你伸着毒爪，露出利牙，将一辈子的贫民，抓去了多少，吞噬去了又多少，简直连残骸都没有吐出口腔来。您多残酷呀。您给予人类的，是些什么呢？只有使人类徒增了一年年纪，使人类逼近了死期，多增一些感慨！

　　字里行间怨气极甚，可见平襟亚对于去年一整年没有任何好感。又若将文中的“你”“您”置换为日寇，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成立，那么平氏对其统治简直是深恶痛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