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第三次解放县政府设在小隅首的北边县政府就一个人阜南县长管阜阳留下了一段历史佳

　　鉴于敌22个旅（其中11个旅是从大别山地区调过来的）开始向阜阳城合围，刘邓审时度势，于4月5日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在我军攻城时，城内敌人心惊肉跳，多次向徐州“剿总”急电求救：请速派有力部队解围，否则有被全歼危险。此战我军虽仅消灭了敌人部分有生力量，未能攻克阜阳城，但在敌人心理上投下的惧歼阴影是很重的。

　　此战之后，我中原野战军虽暂时撤离了阜阳，但豫皖苏军区并未放松对阜阳守敌的压迫，1948年夏季，在连续攻占亳县、涡阳、阚町等地后，又于6月中旬打下插花镇，7月中旬拿下袁寨镇，掌控了整个颍河流域，切断了阜阳守敌的对外联系，驻守阜阳城的敌军已被彻底孤立。加上解放战争发展很快，我军胜利的消息接连传来，阜阳守敌已难以承受这种不断加剧的军事和心理压力。更令他们不安的是，我豫皖苏军区第四、第六军分区已完成了对阜阳城的战略包围。为摆脱被歼灭的危险，他们不得不逃跑，也不能不逃跑。

　　由于敌人是弃城逃走，我方入城实际上是一个较为平和的过程。关于阜阳城第三次解放的时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是“7月31日”，因为这一天，豫皖苏中央分局决定阜阳由四分区（地委）接管；一种认为是“8月1日”，因为这一天，豫皖苏军区独立3团进驻阜阳，并设立了城防司令部；而更为权威的说法见于1948年8月6日《四地委对阜阳解放后的工作指示》：“七月三十日，阜阳敌弃城逃窜，该城获解放。”《阜阳地区志》、1994年版《阜阳县志》均认可了此说。

　　“阜阳二等邮局呈文/内字第735/中华三十七年（1948）八月八日发/事由:阜阳弃守，驻军乘夜撤退，本局及其他机关撤蚌报请鉴核。”

　　“第十四绥署于本年七月二十九日晚七时半召集各机关开紧急会议，本局亦被召参加。主席宣布前方来电及李觉总司令由京来电：谓某军有纵队六七个之多已窜抵毫、涡并有进犯阜阳模样。着守军及时退出并须掩护各机关法团一同退出，以免遭受无谓牺牲，否则须负责云云。随即宣布当晚出城并须严守秘密，军队步行以掩护船只，粮秣与各法团则用船载运，当晚二时（30日02时）即须在三里湾集合，四时开船。散会后时已十时有半，且在戒严时期，集合本局同人极感不易。”

　　“将上开会议结果详细向各同人报告，并着各组长自行检看本组档案邮件及铅印夹排一同乘夜撤出，无奈时间匆促，当局所号船只过少，同人佥称当夜无法出城，职亦无暇再为晓谕，乃匆匆发放旅费每人六千万元（当时约合200美元），并即检齐票款、印信、电报密码带同邮差刘玉永一名及勤务一名，星夜出城与绥署等人员在三里湾登船，四时开行，日夜兼程，因时间短促不及携带干粮，又不能靠岸购粮，乃忍饥两日始抵正阳关。”

　　我方阜南县长庄玉铭在大田集附近从一个小商贩那里得到报告后，当即与县委陆学斌商量，敌人从阜阳跑了，机不可失，要赶紧带人去接管，但阜南县长接管阜阳城，似乎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怎么办呢？来不及请示，也没有办法请示，于是决定自称阜阳县长，可等他带着手下的一队人马进城后，才发现四分区副司令员钟国琴已带着前面说过的豫皖苏军区独立3团先于他们入城了，并成立了城防司令部，钟任司令。他与钟早就认识，相见后钟很高兴，邀请他一起干，他也真的就以县长的身份在阜阳城干了一段时间工作：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土匪特务、发放救济粮、抢运缴获物资、召开人士座谈会、组织学校复课等，忙得不亦乐乎。

　　约一个星期后，豫皖苏分局决定成立阜阳市委员会、阜阳市政府， 隶属豫皖苏分局领导。派分局秘书长刘玉柱带了二三十人到阜阳来搭建班子，刘任市委兼市长。8月14日，阜阳市政府在民众剧场（人民剧场）宣告成立，机关驻阜阳城大隅口西路北程家公馆。阜阳市政府成立之初，设东城、西城、南城、北城等4个区，后又增设了顺河、王店、程集、洄溜等4个区。

　　据时任阜阳市委、市政府副市长的毛更苏回忆，当时阜阳的党政班子级别是比较高的，“刘玉柱同志四五年、四六年曾在淮北七分区任地委，我在中央分局组织部任干部科长，和我同在分局的梁浩同志（时为阜阳市委委员）是分局的宣传科长，而到阜阳时任（北城）区委。此外，阜阳市的工作，当时直接向中央分局宋任穷、吴芝圃同志请示报告。从对阜阳市委的工作指示答复的情况看，阜阳市委属地委一级，同时与四地委有密切的联系。”

　　1948年10月，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解放，刘玉柱就被调去任副市长了，而“阜南县长管阜阳”的庄玉铭，则被调去任公安局长。、副市长王更苏，北城区梁浩不久也随军南下。在这种情况下，四地委对阜阳市领导机构作了调整，使之改隶四地委领导。1949年2月，阜阳市委、市政府在归还阜阳县建制时结束。（作者：原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邓建设）